每年母亲节前夕，各大媒体都会不厌其烦地呈献最刻板的母亲形象，在我们的耳边反复颂唱〈世上只有妈妈好〉。没错，当新闻版的伦常悲剧越来越多，我们反而更加渴慕好母亲的榜样：肥肥独力养大欣宜，至今受到各方称颂──有时候我甚至不禁怀疑，她在大众的眼中首先是母亲，然后才是艺员。在一直敲凿真实或纵情想象的文学领域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母亲吗？
　　　　
　　诗的两个母亲
　　常有人把写作的过程比喻为怀胎，吊诡的是，说这话的也包括不少男性作家，彷佛只有母子的亲密关系才足以用作模拟。倘若作者是作品的母亲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，作者自己也不过是母亲的作品？娜塔莉‧考夫曼(Nathalie Kaufmann)的《母亲，我的千思百虑：16位大诗人和他们的母亲》告诉我们，母亲的影子总是或淡或浓地覆盖着大诗人的作品，或生命。
　　　　
　　魏尔伦(Paul Verlaine)是长子也是独子，然而母亲早怀过三胎了，她把夭折的胎儿放在一个个盛满酒精的玻璃瓶里。不难想象，魏尔伦自小便受到父母溺爱──比方说，他曾把父亲的高筒圆帽割开，并把碎片形容为「一片梨，一片土豆，一片胡萝卜」，父母毫不介意，只觉有趣。长大后，魏尔伦经常酗酒发狂，曾以刀指吓母亲：「你不会活着出走这幢房子。」那些盛载了夭折胎儿的玻璃瓶都给他通通摔破了，考夫曼说：这也许是出于爱的妒忌。
　　　　
　　不管魏尔伦如何犯事入狱，虐打母亲，她仍旧默默守着。最后，她为了替他找寻一种特殊烟草而冒雪上街，在77岁病死。作为不孝的大诗人，魏尔伦以几首诗报答了母亲。
　　　　
　　当然，诗人的母亲不全是如此包容，而她们跟儿子的创作往往有更微妙的关系。早在荷尔德林(Friedrich Holderlin)出生前，母亲便已决定了：他要当牧师。她是个虔诚的信徒，竟在丈夫死后将其珍贵藏书通通丢掉，除了宗教书籍。荷尔德林为了迎合母亲，逼自己在神学院呆了几年，有时寄信向母亲抱怨一下，却又马上后悔失言。如此反反复覆，他最终还是决定当个诗人，遂与母亲展开漫长的拉锯战，这多少造成了他的抑郁症。有人说，他的抒情诗就是源自这个悲剧。
　　　　
　　波德莱尔(Charles Baudelaire)的父亲同样早逝，母亲希望他科科第一，他也想让母亲满意，好好当个律师或军人，结果却因纪律问题而给学校赶出来。后来，波德莱尔当了诗人，向母亲致以最深的爱意：「我想念你，至少你是一本永恒的书。」母亲并不欣赏。他写出了受到后世颂扬的巨著《恶之华》后，法庭以「侮辱公共道德」的罪名检控他，母亲责备他写了一本「可诅咒的书」。至于波德莱尔自己，却小心翼翼地提醒母亲：书中的一些诗作来自我们的回忆。
　　　　
　　如果不嫌穿凿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怀疑，《恶之华》的忧郁情调与母亲在他儿时改嫁隐隐相关。直至40岁时，波德莱尔仍对这事念念不忘，在信里谴责母亲：「每分钟都向我指出，我对生活再也没有兴趣。在我年轻时，你作出了极其不慎的行为。」
　　　　
　　母爱DNA的异变：占有与嫉妒
　　根据香港法律，18岁便是成年人了，但母亲总有她自己的法则──孩子再大也还是孩子，非管不可。荷尔德林为儿子决定前路，固然是出于母爱，我却不禁想起一句老话：爱就是占有。
　　　　
　　爱情总是排他，刚萌芽的母爱更是完美的排他，那就像米兰‧昆德拉的小说《生活在他方》对诗人雅罗的母亲首次哺乳的描述：「这种感觉与爱情相似，但却远远超过了情人的抚摸，它带来了极大的宁静和极大的幸福的宁静。她过去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；当情人亲吻她的胸脯时，那只是短暂地弥合了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；但是现在她知道，有一张嘴在无限忠诚地依恋着她的胸脯，对这种忠诚她可以完全信赖。」
　　
　　但孩子成长，就开始逃离母亲了。难怪当儿子在临终前回到雅曼的身边并说最爱的是母亲，她会「透过一大滴幸福的眼泪看见了这个世界」了。昆德拉甚至把儿子的死亡描述成母亲的佳音：「是的，一切都很完好。阿瑟在那里，他不会跑掉。阿瑟永远不会再逃走。一切都很完好。」
　　　　
　　张爱玲的小说〈金锁记〉提醒我们，占有与嫉妒往往是双生儿。曹七巧大半生都过得不如意，便蓄心积虑地让女儿重蹈覆辙：那年头，再没有谁缠小脚了，她硬是要把女儿的脚缠成笑话。她自己抽鸦片，便让患了痢疾的女儿以抽鸦片来代替服药；旁人劝止，她一口拒绝：「怕什么！」她自己嫁得不好，就刻意挑剔女儿的对象，甚至警告对方：女儿抽鸦片十年了，戒不掉──她还「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」呢。她对儿子倒是骄宠，只是把媳妇逼死了一个又一个──对于不如意的曹七巧来说，这也许便算是喜剧了──一个人的喜剧。
　　　　
　　像曹七巧那样惊心动魄的母亲往往只出现在小说里，散文的世界倒是显得一片详和：冰心、琦君、三毛……这是因为小说就是虚构，抑或因为散文缺少「虚构」这个安全标签，以致无法直面残酷的现实？我想，两者可以并存。
　　　　
　　母亲，还有别的吗
　　龙应台在十多年前写了《孩子你慢慢来》，全书都以「妈妈」来称呼自己──是的，不是「我」，而是「妈妈」。母亲的身份彷佛总是优先的，哪怕像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。
　　　　
　　龙应台在〈野心〉里描述了一个荒诞的情景：「妈妈」不住向久别重逢的朋友乱扯大计﹝好好研究最新的西方文学理论、到西藏陕北东北上海北京蒙古旅行、为欧洲各国制作纪录片……﹞，孩子却不住捣蛋，令对话频频中断。终于，朋友用很温情的声音说：「做了妈妈以后都不能实现了？」
　　　　
　　面对个人与母亲的挣扎，龙应台问了一个不怎么政治正确的问题：「女性主义者，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，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？」不，她不是说女性的全部生命就是当个母亲，而是说平衡母亲与其它身份是多艰难而有意思。
　　　　
　　多年后，孩子安安长大为安德烈了，龙应台为了跟他好好沟通，便与他在报上通信，最后结集为《亲爱的安德烈》。那真是火花四溅、旗鼓相当的对话啊──不，我说的不只是他们对国族、阶级、艺术等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近乎平等的相处态度：安德烈会说母亲提出的某些问题「落后」，又会直接问她：你怎么面对自己的「老」？作为开明的知识分子，龙应台总是心平气和地跟安德烈讨论、竭力了解他的想法，但当他说他们这些欧洲青年人的生活就是「性、药、摇滚乐」，她便吓得急寄电邮：「请你告诉我，你信中所说『性、药、摇滚乐』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？尽速回信。MM」邮件名称就叫 “urgent”。这一刻，她是个心急如焚的母亲，不是其它。
　　　　
　　不完美的孩子，不完美的母亲
　　香港有好多规规矩矩的乖小孩，却没有多少个聪慧得尖锐的安德烈──毕竟像龙应台一样的母亲实在太少了。但反过来说，我们像母亲一样不完美，这何尝不是相亲互谅的契机？曹七巧的「母亲」张爱玲说：生在这世上，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。走笔至此，啊，我也是时候打电话到餐店订座了。
　　　　
　　──原载5月5日《经济日报》